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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栏丨孙绍振:《烛之武退秦师》和春秋笔法

时间:2019-09-19 来源:果妈的小确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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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烛之武退秦师》出于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,在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叫作《左氏春秋》,在班固《汉书》中叫作《左氏传》,后来习称《左传》。特别标明“左”者,一是相传作者系左丘明,二是区别于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。“传”,是对经典的注释。一般是注具体字句,不成文章,而《左传》插入《春秋》中的文字却可以独立成文。孔子编订的《春秋》是一部编年史,只是简略记事,一年只有几句话,一事少则一字,多则四十余字。客观实录,并不直接表明倾向,可是其中隐含的褒贬非同小可,据说可达到使“乱贼臣子惧”的程度。如入选《古文观止》第一篇的《郑伯克段于鄢》,在《春秋》中只有“郑伯克段于鄢”一句话,六个字,而《穀梁传》却演绎出丰富的褒贬:

克者何?能也。何能也?能杀也。何以不言杀?见段之有徒众也。段,郑伯弟也。何以知其为弟也?杀世子、母弟目君,以其目君,知其为弟也。段,弟也而弗谓弟,公子也而弗谓公子,贬之也。段失子弟之道矣。贱段而甚郑伯也。何甚乎郑伯?甚郑伯之处心积虑,成于杀也。于鄢,远也,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,甚之也。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?缓追逸贼,亲亲之道也。

《穀梁传》认为,按照史书记载的惯例,凡杀世子(太子,诸侯嫡长子)或同母兄弟,都会标明是国君杀的,这里标明了国君(郑伯),可知段是弟。既是弟,却不称为弟,既是公子,也不称为公子,是贬抑他的意思。而贬抑弟弟,也暗贬郑伯,暗示他处心积虑置弟于死地。还特别指出“于鄢”,追到那么远的地方(距新郑很远的鄢陵之北),好像从母亲的怀里把他拖出来杀死一样。郑伯当适可而止,不追,放掉他,这才符合亲兄弟之道。《左传》中也有以“书曰”为名,发挥类似的道理,但是简略得多:

段不弟,故不言弟。如二君,故曰“克”。称“郑伯”,讥失教也,谓之郑志。不言“出奔”,难之也。

从其“微言”析出“大义”,寓褒贬的笔法,“三传”是一致的。

《春秋》的叙述的确隐含深意,故有所谓“春秋笔法”“一字褒贬”;但“三传”尤其是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中的有些阐释,也难免过度,强加于人的痕迹明显。对这样的微言大义,后世众多儒家学者奉若神明,王安石则认为: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实垂世立教之大典,当时游、夏(指孔子弟子子游、子夏)不能赞一词。自经秦火,煨烬无存。汉求遗书,而一时儒者附会以邀厚赏,自今观之,一如断烂朝报,决非仲尼之笔也。”(陈邦瞻《宋史纪事本末·卷九》)。意思是说,孔子的《春秋》如果真像如今这样,有那么多未明确表达的“微言大义”,还缺这少那,那就是残缺陈腐的朝廷公报了。朱熹则认为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是经学,也就借之演义正统观念,而《左传》则是史学。(《朱子语类·卷八十三·春秋·纲领》)这话说得到位。《左传》的价值,不完全在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那样的微言大义,而是为《春秋》过分简略的陈述提供丰富复杂的历史情节。《郑伯克段于鄢》就展示了一个很曲折、很丰富、很生动的过程。然而,仅仅说它有史学价值可能是不够的,应该说还有文学价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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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秦历史经典以记事和记言为务。所谓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。《春秋》纯粹记事,而《尚书》(还有《论语》)则记言,大抵为直白和对话,尚未形成做完整文章的规模。《春秋》实录记事,并不记言,谈不上文章的体制。《左传》继承了《春秋》的文字简练而意涵深邃,兼用记事和记言,因果相衔,情节连贯,结构完整,在记事和记言的结合上突破了《春秋》和《尚书》。

记事和记言的结合,使《左传》能够展示完整的情节结构,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胜败完整过程,人物对答交锋犀利,细节丰富,产生了一系列大开大合的篇章。在文学史上,《左传》标志着古代中国书面文字从现场记言到融记事和记言为一体,从片段到首尾贯通为篇,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“烛之武退秦师”,在《春秋》鲁僖公三十年,原文只有一句“晋人、秦人围郑”,有头无尾。《烛之武退秦师》的标题是后人(《古文观止》编者)所加,似乎并不完美,望文生义,好像是烛之武击退了秦师;将其改为“烛之武说退秦师”或“烛之武智退秦师”,可能更有利于提示全文主题。《左传》将有头无尾的六个字,扩展为两强兵临城下,郑国从君臣紧张、外交人员出使到缓解紧张局势、与两强之一秦国结盟、解除隐患的全过程。从语文表现来说,它明显继承了《春秋》的简练风格。开头完全是客观的、无动于衷的陈述:

晋侯、秦伯围郑,以其无礼于晋,且贰于楚也。晋军函陵,秦军氾南。

引起战事的原因本来是很重要的,但仅两句话带过:“无礼于晋”,“贰于楚”(晋与楚作战,郑帮了楚),都是过去的事。就为了这么一点事,毫无突发事故,晋侯就联合强秦,大军压境。这不仅是语言上师承了《春秋》的简练,而且隐含着言外的贬义:太霸道了。

郑国是很紧张的,但行文上没有明言,没有外部军事环境描写,更没有人物的心理描写,仅用动词和名词,连形容词都没有。这一点与《春秋》的笔法可谓一脉相承。

接下来超越《春秋》的简单叙述,几乎全用对话,但是构成情节,就超越了《论语》中对话的片段性,在当时可是一大创造。整篇不但以情节贯通,而且以关键词语前后呼应,强化了结构的严密性。

晋秦两军“围”郑,只一个“围”字,并未直接点明郑国的形势严峻。到了对话中,才让佚之狐说“国危矣”。这个“危”字,不但点明了客观形势,而且提示了主观心理的焦急。郑伯请烛之武出山,烛之武推辞,郑伯作为国君马上检讨自己“不能早用子”,这已经是很急的表现了;接着是“今急而求子”,这里的“急”,直接点明是心理上的,与佚之狐说的“国危矣”的“危”相呼应,构成了一种危而急的氛围。

《春秋》《论语》都是没有心理描写的。《左传》也没有心理描写,但是《左传》以对话、以关键词的前后呼应,显示了人物的心理。郑伯不但“急”了,而且急到“求”;不但“求”,而且是求“子”(在春秋时代,被国君称为“子”的,往往都是国君所敬重的老臣、贤臣);这还不够,又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有“过”(“是寡人之过也”),没有任何委婉的辞令,可见形势“危”、心理“急”到何种程度。当然,郑伯如果一直这样低三下四,就不像国君了。其实,他软中有硬:“然郑亡,子亦有不利焉!”关键是个“利”字。亡国,不仅对我不利,而且对你也不利。

郑伯说服烛之武用了两手:一手软到家,先是“急”,再是“求”,最后是自己有“过”;另一手是“利”,再不出山,对你也不“利”。这个“利”字很厉害,一出口,烛之武就干干脆脆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,答应了(“许之”)。这里没有心理描写,也没有动作、表情,更没有形容、渲染,但是人物的精神状态,对于细心的读者可谓历历在目。

写烛之武“夜缒而出”,国君派出外交使者本来是正大光明的,为什么选择在夜里,不是从城门走出来,而是从城头上用绳子吊下来?一个“夜”,一个“缒”,这个春秋笔法用得太绝了。外交使者不敢白天公开出来,城门都不敢开。这是写情节的进展,又是回过头来用这一结果说明前文的原因:军事形势的“危”和“急”,也说明国君为何“求”,还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有“过”。

《左传》的用词太精准,太严密了。这种精准和严密,不但建立在用词的基础上,而且还体现在叙事和对话的行文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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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》是编年体,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。秦晋此次合围郑国,自然有其复杂的原因和长远的背景,这些在此前“×公×年”的相关叙述中,已陆陆续续有所记载。因此在本篇中,就无须再费笔墨,而是直截了当,直奔主题和主角。

本文的主角是烛之武,但作者却先写佚之狐,让他引出烛之武。这至少藏着两个“玄机”。第一,郑国此次面临灭国之危,谁也无能为力,能解围者,唯有烛之武。这在内容上,显示了烛之武的分量;在结构上,构成一个悬念:且看此人有何招数。第二,在此之前,烛之武默默无闻,从下文烛之武推辞和郑君道歉的话中也可以看出,他一向不得志,此番是崭露头角。因此下文他的推辞和郑君的道歉,则是进一步铺垫,显示形势的危急和烛之武的老练:以退为进,让郑君信任并依仗自己。在“外交”之前,先在“内交”上牛刀小试。

接下来的问题是:秦晋合围,晋是主,秦是从,那为什么佚之狐推荐烛之武点名要“见秦君”,而烛之武冒险出城也直接“见秦伯”?可见他俩已有共识:说退了秦军,晋军则不战而退。之所以有这个共识,是因为他们都深知秦晋关系的要害。

我们现在有个成语“秦晋之好”,可见秦晋两国关系是很铁的。时任的两国国君,有着非同寻常的婚姻关系和政治关系。秦晋两国在地理上是一河之隔的近邻,根据《左传》记载,秦穆公(这是谥号,死后才有,为了叙述方便,这里姑且借用。下文类此)先是晋文公的亲姐夫,后来又是晋文公的老丈人。而且晋文公先前由于王室内乱,在外流亡了十九年,最后是秦穆公用武力帮助他回到晋国,当了国君。秦晋之间这种重叠复杂的关系,看似友好坚牢,但毕竟是政治联姻,其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利益。晋文公即位后,振兴晋国,成了霸主,下一步势必要四处扩张,身旁的秦国自然是嘴边之食;而且晋国要向东扩张,西邻的强秦也是“在后的黄雀”。秦国当然也想称霸,那么已经称了霸的晋国,正是横挡在它前面的巨大障碍。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,晋国都是秦国最直接、最强大、最危险的敌人。佚之狐、烛之武正是敏锐地看到秦晋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关系背后,有着实质性的你死我活的利益矛盾,意识到只有从这个缝隙中下手,才能撬开它们之间的铁关系。

因此,烛之武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是说服秦军退兵。而如上所述,这个似乎十分严峻复杂的问题,一旦抓住了要害,就变得十分简单清晰。大家都是明白人,也不必多费口舌纵横论说,剩下的就是口才:如何三言两语,简洁而雄辩,让对方口服心折。

当然,对于军事斗争来说,光是雄辩的口才并不够,大凡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,要想凭外交口才得到是不现实的,主要还是凭实力。然而,郑国没有相当的实力。烛之武面临的艰巨任务是:缺乏实力的后盾,要在谈判中以口才战胜实力。

谈判实际上就是辩论。对立的双方利害关系相反,没有共同语言,必须有一个双方认可的前提,才能把辩论转化为对话。烛之武必须找到一个秦穆公认可的前提。他的杰出在于,正像前段郑国君主抓住了一个“利”字,这里,他抓住了一个关键词“益”,回避了眼前郑国和秦国利害关系相反的难点,以于对方有益作为前提。这就把论题转移了:第一,不是对秦国和郑国有没有益,而是对秦国和晋国有没有益;第二,不是眼下对秦国有没有益,而是未来对秦国有没有益。

为了回避与秦对抗,烛之武坦然放低姿态:退一万步说,“郑既知亡矣”,郑亡如果真对秦国有益(“有益于君”),那就听便。但是,他反过来指出,郑亡实际上并不有益于秦,相反有害于秦。有益转化为无益,条件有二。第一,灭了郑国,郑国成了秦国遥远的边地,可当中隔着晋国,秦国鞭长莫及,要向晋国借道,管理却受制于晋国,对秦国有什么益处呢?第二,郑国灭亡,实际上是增加了晋国的疆土,对于晋国有益,那就意味着对秦国是无益的(“邻之厚,君之薄也”)。这是从反面讲。从正面讲,如果不灭亡郑国,把郑国作为东方大道上的朋友(“东道主”),秦国有什么外交使节,郑国可以提供食宿的方便,这对秦国有什么害处呢?

说到这里,从逻辑上来说,是够雄辩的了。但是,烛之武不像先秦的一般游说之士,满足于逻辑的推断,他的厉害之处还在于,进一步用历史的事实来实证。晋国的野心是很难满足的。秦国曾经有恩于晋惠公(武装护送他归国),惠公承诺割让焦、瑕二地,可是很快背约,早上渡过黄河,晚上就在黄河边筑起工事,防备秦国进入黄河以东的焦、瑕二地。在此基础上,他进一步推断,晋灭亡了郑国,扩张了东边的领土,再要扩张,也就只能向西,除了攻打秦国,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?

最后的结论点到关键词“利”字上来,这一切结果只是损害秦国有“利”于晋国(“阙秦以利晋”)。

本来,秦穆公纠结于眼前战事,烛之武从战略上着眼,以长远眼光彻底唤醒了秦穆公。秦国不但退兵,且与郑国结盟,驻兵于郑,为郑协防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,烛之武与先秦游说之士不同。先秦游说之士仅仅是以现场应对的敏捷取胜,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中所说,“喻巧理至”,“飞文敏以济词”。以巧言妙喻取胜是暂时的,如《战国策》之《唐雎不辱使命》,唐雎作为外交使者,居然与秦王以在咫尺之间血拼相威胁,这不但是匹夫之勇,而且后患无穷。又如晏子使楚,将楚国这个大国比作狗国,也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。外交不讲究实力是空的。烛之武的雄辩,完全着眼于实力在战略上的利害转化:晋长必然导致秦消。

烛之武在策略和战略上有全面的考量。在两路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,策略上:第一,不是分兵抵抗,而是谈判;第二,先争取利害关系不太密切的一方,瓦解其同盟关系,另外一方自然退兵。战略上:不但扭转眼前的危局,而且从长远看,化晋秦同盟为郑秦同盟。有了这样着眼于实力转化的大视野,口才、逻辑的胜利才有坚实的基础。这在《孙子兵法》上叫作“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”(谋攻篇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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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忽略的,还有现场用语的胜利。

开头叙述郑国君求烛之武出山,双方所用语言都是直截了当的,没有尊卑等级的意涵,而在烛之武对秦穆公说话的时候,用的是一系列委婉、谦恭的词语。明明说如果消灭郑国对秦国有益,可在字面上却是“敢以烦执事”,一个“敢”字,有冒昧的意思;一个“烦”字,好像给他添麻烦的样子。称对方“执事”,字面上是左右执行之人,实际上是指秦君,意思是不用你劳神,用语极其恭谨。接着说得更清楚,灭亡郑国是损秦国而利晋国(“阙秦以利晋”),明摆着秦国是别无选择了,可字面上却是“唯君图之”,称对方为“君”,不再是“执事”,敬和重变成了委婉。

解决了秦国的问题,是不是再计议到晋国去游说一下呢?没有。最后的尾声,让晋国君臣说话,一笔两用。表面是有人建议晋文公追击秦军,晋文公的回答是不行,“微夫人之力不及此”,没有秦穆公的军力护送他归国,他成不了晋国的国君;深层则是显示烛之武举重若轻,解决了主要矛盾,次要矛盾迎刃而解。

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,如果本文的题目能改为“烛之武说退秦师”或“烛之武智退秦师”,应该是更准确的。

《左传》中的晋文公是不简单的。他奉行霸道,却打着王道的旗号。出师伐郑,讲的是利和益,就是霸道;霸道讲不成了,就换了一副面孔,用另外一套话语,大讲其仁(义),“因人之力而敝之,不仁”,说借助过人家,又损害人家,显得不仁。用的是书面化的雅语,不但与郑国君主直截了当的口语不同,也与烛之武的委婉语不同。在这套雅语背后,《左传》作者写出了晋文公的两面性。既然讲仁义,那出师伐郑,发动流血战争,算什么呢?这一切,留给读者去判断吧。这就是《春秋》的寓褒贬。

《左传》不像《公羊传》直接说教,而是以有限的显性语言隐含丰富内涵,语言精练到极点。烛之武起初推辞,后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只用了两个字的短句——“许之”,惜墨如金,举重若轻,这是《左传》一以贯之的笔法。烛之武成功说服秦穆公退兵,也只用了两个字——“乃还”。最后晋文公退兵,用了三个字——“亦去之”。全文几乎只用名词和动词,形容、渲染、抒情、描写,一概不取。但是在对话中,却用了不少语气词。如,佚之狐举荐烛之武:“国危矣!”郑伯对烛之武说:“是寡人之过也。”“然郑亡,子亦有不利焉。”烛之武推辞:“今老矣,无能为也已。”烛之武对秦穆公说:“郑既知亡矣。”“君知其难也。”“邻之厚,君之薄也。”“且君尝为晋君赐矣。”“朝济而夕设版焉。”“君之所知也!”晋文公最后也说:“吾其还也。”所有这些语气词,均系虚词,没有实词的具体意义,却有情绪上的意味。有了这四个“矣”、五个“也”、一个“焉”、一个“也已”,不但人物的情绪,而且现场感都大大增强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每个虚词潜在的意味均不同,如四个“矣”:佚之狐的“国危矣”,是紧张;烛之武的“今老矣”,是推脱,说得很放松;烛之武对晋文公说“郑既知亡矣”,是退一万步的假定,有试探的意味;至于“且君尝为晋君赐矣”,这是挑拨秦晋关系,有了这个“矣”,语气就很肯定。如果把语气词省略掉,在语义上没有什么改变,但是人物的心态损失就太大了。不用形容词、副词,只用动词和名词,却反复运用语气词,乃《左传》修辞的一大特色。

值得一提的是,20世纪50年代,美国海明威提倡“电报文体”,只用动词和名词,避免用形容词,不用感叹、抒情,从原则上看和《左传》异曲同工。这一点,西方汉学家意识到了。有一位汉学家说,《左传》多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客观,很少主观的评论和介入。这种“实录”的语言达到非常精练的程度。例如,周天子送给齐桓公一块祭肉的场景,《左传》写齐桓公接受,只写四个动作:“下,拜,登,受”。(见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)那位汉学家说:“在整部《左传》中几乎没有什么形容词,而副词就更少了。”《左传》把“无关要紧”的语言排除掉的能耐是令人惊叹的。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叙述的伟大功力所在,后来《三国演义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极少直接心理描写,全凭精彩绝伦的叙述和对话取胜,其史家笔法艺术基因就在这里。

作者:孙绍振

福建师范大学教授